固原2人拟入选这份名单！正在公示 [2022-10-31]

与联邦宪法法院就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所作的判决相反，将一般法律以下的法规范纳入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范围之中表明，在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审查对象不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鉴于魏玛时代以及战后州宪法的发展，作为制宪会议的赫伦基姆湖会议决定将联邦法院的最高规范审查权赋予联邦宪法法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规则（Rechtsregeln），它是国家承认的由工会联合会（Koalition）制定的规范，是由国家宣告的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声明。

与联邦宪法法院就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所作的判决相反，将一般法律以下的法规范纳入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范围之中表明，在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审查对象不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45]在申请书中，申请人应指明审查对象。五、  抽象规范审查的特别程序 1994年10月27日通过的《旨在修正基本法的法律》新增的第93条第1款第2a项扩大了联邦宪法法院的管辖权，设置了特别的抽象规范审查程序，旨在保障各州的权利不受联邦侵害。一旦允许此种扩张，则联邦宪法法院将逾越基本法设定的违宪审查的界限，并背离制宪者的重要的根本决断。在这种情形下，只要适格申请人就系争规范的无效或者有效形成特定的法的确信，则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其作成客观的释明。

（3）最后，这也能从权力分立的原理得到解释。就实体判决而言，联邦宪法法院应就系争联邦法规范与基本法是否一致以及系争州法规范是否与基本法或者其他联邦法一致作出裁判，并确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二，系争法律或者规定违宪部分与其余部分联系密切，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易言之，无论法律的制定是在基本法施行前抑或施行后，均得提出审查申请。在这一意义上，联邦法之违反更高位阶的联邦法，作为违反基本法而应受到抽象规范审查。[22] BVerfGE 21, 52，Rn.4. [23] Graßhof, in Burkiczak/Dollinger/Schorkopf(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76, C. F. Müller, 2015, S.1136, 10f.; BeckOK GG/ Morgenthaler GG Art. 93, Rn.30. [24]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08 [25] Rozek, in Maunz/Schmidt-Bleibtreu/Klein/Bethg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48. EL Februar 2016, § 76, Rn.9. [26]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12. [27] Vgl.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4. Aufl., Mohr Siebeck, 2016, S.38 [28] Rozek, Rn.10. [29]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12. [30] BVerfGE 101, 158, Rn.267. [31]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183, 498f. [32] Vgl.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4. Aufl., Mohr Siebeck, 2016, S.38; Hömig(Hrsg.),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0. Aufl., Nomos, S.650. [33] Graßhof, in Burkiczak/Dollinger/Schorkopf(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76, C. F. Müller, 2015,  S.1137, 13f. [34] BVerfGE 21, 52. [35] Rozek, in Maunz/Schmidt-Bleibtreu/Klein/Bethg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48. EL Februar 2016, § 76, Rn.11. [36] Graßhof, in Burkiczak/Dollinger/Schorkopf(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76, C. F. Müller, 2015,  S.1137, 14f. [37] BVerfGE 79, 311, Rn.8. [38] Graßhof, in Burkiczak/Dollinger/Schorkopf(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76, C. F. Müller, 2015, S.1137ß1138, 15-16ff. [39] Graßhof, in Burkiczak/Dollinger/Schorkopf(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76, C. F. Müller, 2015, S.1137ß1138, 15-16ff. [40] BeckOK GG/ Morgenthaler GG Art. 93, Rn.30. [41] BVerfGE 1, 208. [42] Graßhof, in Burkiczak/Dollinger/Schorkopf(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76, C. F. Müller, 2015, S.1138, 18f. [43] BeckOK GG/ Morgenthaler GG Art. 93, Rn.32. [44]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他在1932年出版的《德意志国家法手册》第2卷中首次将抽象审查同审查权联系在一起，主张应赋予法官一种在没有具体案件的情形下就规范有效性进行裁判的权限。

法官造法能否成为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这一问题存在争议。倘若表面上提出申请的整体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的要求，但构成这一整体的却是数个相互独立且均未满足法定人数的要求的申请，则不能认为符合规定。

（一）由于联邦制而形成的规范审查 解决联邦国家中联邦与邦、各邦之间抑或邦内各机关之间的权限争执的需求，是促成成文宪法由单纯的最重要的政治性宣示转变成为具有规范效力的法规范的决定性动力，这充分说明了何以19世纪起的违宪审查制度皆发源于联邦或者邦联的政体。为此，彼得·黑贝勒（Peter Haeberle）甚至指出，就联邦宪法法院的典范特征而言，抽象规范审查几乎是一无可取之处……新兴民主国家应特别小心避免此种（独特的）权限，因为其可能危及宪法法院尚待建立的权威。[47] BVerfGE 12, 45. [48] Maunz, in: Maunz/Dürig, Komm. Z. GG, Art.93 Rn. 23. [49]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367, 11f. [50] BVerfGE 1, 14, Rn.77. [51]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4. Aufl., Mohr Siebeck, 2016, S.41. [52]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141]这两种情形无论何者都可能违反分权原则和民主原则。

其中的吁请，对未来宪法诉讼的提示既非本案裁判对象的组成部分，也不构成据以确认系争规范当下之合宪性的理由的组成部分。[9]克劳斯·施莱希和斯特凡·科里奥特指出规范审查的历史渊源主要包括：由于联邦制而形成的规范审查、法官的审查权、规范审查集中于唯一的中央法院。[81] 即便在对系争规范可作合宪性解释的情形下，也可以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争议的并非系争规范的合宪性本身，毋宁只是何种解释更为妥当，故而无抽象规范审查置喙的余地。

这不仅为修宪权的行使设定了边界，而且表明在基本法的规范体系内部也存在一定的价值位阶。就抽象规范审查而言，合宪性解释是一种介于一致性宣告与不一致性宣告之间的混合形式：尽管从表面上看，它维持了系争法律的合宪性，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否弃某些违反基本法或者联邦法的解释选项，无异于对系争法律作了部分违宪无效的宣告。

联邦宪法法院就此所作成的裁决必须在联邦法律公报公告。[118] （一）自始无效判决 违宪的法律自始当然无效系以德国传统的无效理论为基础，认为违宪的法律自始（ex tunc）、当然无效（ipso iure）。

[6] 如张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以下。为此，吁请判决中的吁请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鉴于魏玛时代以及战后州宪法的发展，作为制宪会议的赫伦基姆湖会议决定将联邦法院的最高规范审查权赋予联邦宪法法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规则（Rechtsregeln），它是国家承认的由工会联合会（Koalition）制定的规范，是由国家宣告的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声明。与联邦宪法法院就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所作的判决相反，将一般法律以下的法规范纳入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范围之中表明，在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审查对象不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45]在申请书中，申请人应指明审查对象。

五、  抽象规范审查的特别程序 1994年10月27日通过的《旨在修正基本法的法律》新增的第93条第1款第2a项扩大了联邦宪法法院的管辖权，设置了特别的抽象规范审查程序，旨在保障各州的权利不受联邦侵害。一旦允许此种扩张，则联邦宪法法院将逾越基本法设定的违宪审查的界限，并背离制宪者的重要的根本决断。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适格申请人就系争规范的无效或者有效形成特定的法的确信，则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其作成客观的释明。（3）最后，这也能从权力分立的原理得到解释。

就实体判决而言，联邦宪法法院应就系争联邦法规范与基本法是否一致以及系争州法规范是否与基本法或者其他联邦法一致作出裁判，并确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其他联邦法系指全部联邦法律。

[2] 杨子慧：《宪法法院法规违宪审查之裁判类型与效力》，《中正大学法学辑刊》2014年第5辑，第194页。[119]依照《联邦宪法法院法》第95条第3款第1句并第78条第1句的语义，在系争规范违反作为依据规范的基本法或者联邦法的情形下，联邦宪法法院只能做出系争规范无效的宣告。摘要:  德国违宪审查制度是最具代表性的宪法保障制度之一。所谓意见分歧，系指至少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

换言之，即便在立法机关任期届满后，他们也可以一起撤回申请或者申请回避（Befanggenheitsantrag）。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并不承认预防性规范审查。

为此，正确的处理是，倘若规章规定超出了法律授权基础，则其违反了基本法第80条。在基本法框架下，它有着保障宪法（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和联邦法律的优先性（基本法第31条）的双重目的。

[141] 林子仪著：《权力分立与宪政发展》，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79页。换言之，法规是否违宪（违反基本法或邦宪法）或是抵触上级规范，得独立为审查的对象。

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3条第1款的规定，抽象规范审查申请的提出，应以书面形式为之。不过，需注意的是，申请的提出以系争规范之存在为前提。[102] 此外，除客观释明利益这一容许性要件外，并不存在丧失申请权的问题。与具体规范审查之限于行宪后施行的形式上的制定法不同，抽象规范审查涵盖行宪前后施行的各级联邦法规范和州法规范。

（2）根据基本法第25条第1款而吸收的国际法一般规则（allgemeine Regeln des Voelkerrechts）。此外，在公债案判决（Staatsverschuldung）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直至1982年9月9日，联邦众议院231名议员才就1981年预算法第2条第1款是否符合基本法第115条第1款第2句的问题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但是，鉴于1981年预算法第2条第1款给予信用授权和支持项目一样，会经由结账项目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产生影响，且根据基本法第114条的规定，预算法构成结算报告、审计及债务减免的处理依据，故申请并不随着1981年的消逝而成为不容许的。

就基本法而言，只有最初版本是基于原始立法行为或者制宪权的行使制定的。易言之，抽象规范审查申请的提出无需申请人主观法律保护需求。

[74] 具体而言，抽象规范审查的申请应具备如下理由，方具有适法性： 第一，存在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意义上的意见分歧或者疑问。（2）依《联邦宪法法院法》的立法史以及事实，其最初版本已经就法律草案规定了某种形式的预防性规范审查，即，联邦宪法法院可以就尚未完成公告的法律规范作成法律鉴定意见，并且对尚未公告的法律规范（草案），可以将之作为立法行为的争议，经由宪法机关之间的机关争议而进行某种形式防御性的规范审查，无须再行规定预防性抽象规范审查。